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五大存在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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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介绍

这篇对存在主义理论的概述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整合的概述。说存在主义是一种“后现代”取向，我打算强调后现代取向是研究存在主义理论与治疗许多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对存在主义理论充满热情，希望我的热情在这个网站上有所反映。然而，我也认识到，当某人热衷于一种理论时，通常很难将他在这种理论中所信奉的与这种理论的总体走向区分开来。

虽然有这样的限制，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马克·斯托克斯（Mark  Stokes）博士，我的一位同事，喜欢这样说：“你必须变得比你的理论更伟大。”换句话说，你必须制定你自己的理论方向。相似地，尼采（Nietzsche，1892/1966）说过：“如果一个人总是做一名学生，那将是对老师最坏的回报。”这些思想反映了存在主义理论与治疗反教条的原则。你必须根据自己的实情来，否则就是不真诚的、无效的。对于那些阅读此文的人，即有兴趣于存在主义取向的人或者正在学习成为一名存在主义治疗师的人，我希望这些信息是可以增进知识的，但是，随着你自己个人取向的建立，你要比它们走得更远。相似地，对于那些已经实践存在主义的治疗师，我希望我在这个理论中所发展出的不同方法将对你们有所帮助。随着我继续作为一位存在主义治疗师的旅程，我确信这个网站也将会得到发展和更新。这也是成长历程的一部分。

说到这是一个整合的存在主义方法时，我借用了施奈德和梅（Schneider  & May，1995）的术语。熟悉存在主义和深度心理学的读者，将看到人本主义、荣格学派、心理动力学（特别是当代的或关系的取向）、体验取向和格式塔取向等对其产生的影响。但是，非常好的是，其强烈的存在主义基础仍然清晰。

如前所述，亚隆（Yalom，1980）做了一项杰出的工作，为尝试理解存在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组织的结构。他所关注的是四个主要的既定（givens）：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不过，对于这些既定还有一些其他的界定。在《爱情刽子手》（1989）中，亚隆也对这些主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简明概括。不过，不应该认定亚隆的《存在心理治疗》一书是对存在主义理论的一个综合概述。存在主义理论自身太过宽泛，以至于很难在任何一本书中被彻底总结。从许多方面来说，最好去考虑各种存在主义理论，而不是某种单一的存在主义理论。虽然存在主义理论家之间有许多共享的价值观，但是，他们之间完全一致的地方非常之少，即便有的话。

在这些理论家之间一个主要的区别是，他们认为我们的存在（existence）的主要既定或问题是否能够被回答。一般而言，他们都会同意，在我们受限定的形式下，完全地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然而，有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这些问题根本没有终极的答案。让·保罗·萨特和欧文·亚隆是这个团体中的两位主要代表。他们所主张的那种存在主义理论取向的突出论调，使得许多人相信存在主义天生就是无神论的、虚无主义的和悲观主义的。然而，许多存在主义的思想家并非如此。很明显，主张这种单一存在主义理论观点的人，没有很好地理解存在主义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些存在主义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乐观的观点，他们关注的是人类良善与成长的潜能，认为这种潜能是人类境遇中所固有的。这些理论家经常——尽管不是一直——会宣称他们乐观主义的灵性或宗教的基础。即使这些存在主义思想家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观点，但他们仍然强调，我们不该否认恐惧或挑战也是人类的一部分。这种观点的一些例子包括，索伦·克尔凯郭尔（哲学家）、保罗·蒂利希（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马丁·布伯（犹太教神学家/哲学家）和罗洛·梅（心理学家）。

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别可被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取向：一个是灵性的存在主义取向（施奈德称之为“基于敬畏的”），一个是无神论的或非灵性的存在主义取向。灵性的存在主义取向不一定就是一种宗教取向，不一定非得信仰上帝，尽管它经常可能被认作如此。灵性取向是这样一种取向，它相信有某种类型的超越者（transcendent）存在或者认为对于主要的存在问题存有答案。而非灵性的存在主义取向，涉及的是那些认为这些问题没有答案的人们。

在探究这几个既定之前，我想从存在主义视角对这个结构做一个简单的注解。这个比较抽象的构想有一些难以理解，有些人可能想要直接地跳到这个构想之下的基本主题。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即这些主题并没有打算成为不相干或仅有一点相关的不同类别。相反，在这些类别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重叠。而且，存在主义思想通常会怀疑任何这样的分类法，因为它有把这些类别固化的倾向。根据存在主义的视角，对这个结构更一致的观点是，承认任何有组织的系统都是人类的建构物，它们是用来帮助理解某种理论的。不过，任何一种结构，究其根本，都是被迫把抽象的概念过分简单化和曲解。

最后，我得提醒这个探讨并没有遵循亚隆的体系，尽管它受到亚隆的影响。现在已经有一些其他不太全面的尝试来分类这些既定。在这里，我们的方法可以被看作是“整合的”，因为它结合了不同的取向，特别地借鉴了布根塔尔（Bugental）、海里（Heery）和亚隆的工作。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更具兼容性词汇，并将这些既定分为5个主题。

存在既定1：自由、责任与能动性

从存在主义视角来看，自由无法与责任分离。责任与自由如影随形。但是，许多人在追求自由之时都力图避免责任，这是很常见的。虽然，有时候，似乎人们在此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可能会留下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这些影响通常不是很明显，但它们可能会通过罪疚、焦虑、抑郁或者愤怒表达出来。

存在主义的自由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美国政治意识上的自由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政治自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相对肤浅的——尽管并非不重要——自由类型。一个人可以体验存在的自由，尽管他在政治上并不自由；一个人也可能无法拥抱他存在上的自由，尽管他被提供了极大的政治自由。

弗兰克尔（Frankl，1984）在他关于集中营经历的故事中，对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概括。当他所有的政治或社会自由都被剥夺时，他把自己的幸存归功于他的心理自由。这种心理上的自由让他在仿佛无意义的受苦中发现了意义，并拥抱了意义。

逃避责任的方式

在美国文化中，有一些关于人们如何逃避责任的常见例子。保持一致（conformity）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美国人很骄傲他们成为自主的个体——达到了理想化的个体主义。然而，进一步分析发现，美国人发现他们用独创性的方式放弃了他们的自由。美国人通过盲目地对各种组织和机构（包括政党和宗教机构）效忠而变得保持一致。这并不是说对上述两者的奉献是坏事情。事实上，它们经常会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盲目地效忠带来的问题是，人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不再批判性地思考组织的信念、观点和价值观。当这些情况出现时，人们的价值观便不再真实可信。

当一个人对外在的信念结构忠诚时，他可能进入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在对承诺过的组织或机构效忠时，他们经常变得非常死板。这种类型的效忠可以通过几种原教旨主义来体现，比如宗教、政治和心理学系统，等等。

第二，他们可能表现得对某个信念体系或组织非常臣服，但是他们灵活掌握规则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对他们来说，通融规则其实很容易，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诺于潜在的价值体系。然而，当一个人真正承诺于真诚的道德或价值原则，那么他们很少愿意去违反那些原则。原则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还有一种避免责任的方式是，相信人是束手无力的。他们认为有许多因素致使人们无能为力。一个人可能会把自己当作是他们的周遭环境、各种各样的超自然或灵性力量、他们的无意识的牺牲品，或者是他们的生物体或基因的牺牲品。存在主义取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但是它们不会致使一个人束手无力或完全地控制住一个人。

选择自由的能力

奥托·兰克（Otto Rank）出色地探讨了自由这一议题。兰克说，实质上，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未曾意识到那些影响我们的力量，他们就在某种程度上被那些力量所控制。换句话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未曾意识到我们的驱力、本能、无意识和环境如何影响我们，我们便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它们的控制。然而，如果一个人选择不去觉察这些影响，即使如此被动或无意识地行动，他们仍然是做出了一种选择。

自我意识，在兰克的概念中，是人们做出的一个可以增强他们自由的承诺。但是，大多数的人们选择过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深刻地了解我们是谁，了解我们存在的现实，可能是令人恐惧的。但是，这也可能是更有价值的。电影《黑客帝国》提供了一个类似的对自由和意识的理解。虽然多数人选择避免过一种现实的生活，但是少数人仍然选择了过一种有意识的充实生活。那么，存在主义的问题变成了——你愿意选择那颗蓝色药丸？还是那颗红色药丸？

自我意识和伦理生活

如果我们接受兰克对于自由、无意识和意志的观点，那么过一种有责任的生活即是过一种有自我意识的生活。如果我们所做的选择是——我们仅仅是生物、无意识和环境的产物，那么，就是选择了过一种不真诚和不负责任的生活。这样的承诺从来不是很容易就做出的，但是，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样做，得到的回馈将是巨大的。

不真诚和无意识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限制了一个人。

第一，它限制了一个人过一种伦理生活的能力。

第二，它限制了人们真诚的潜能。

第三个损失，与第二个损失密切相连——我们亲密的能力和关系的满意度受到了限制。只有通过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表现真诚。然而，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是，了解自我的唯一方式，也即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回到对伦理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相比美国社会所信奉的典型方式，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对待伦理的取向。仔细查看美国的价值观体系，我们发现它基于以下三点：

（1）与规则和规范保持一致

（2）什么对个体或者他们的家庭最有利

（3）什么对个体最具有经济利益

我继续主张存在主义取向的伦理在美国社会一定是一种反主流文化。因为存在主义思想倾向于反结构化，所以它将聚焦于广泛的原则而不是条条框框。这些原则可能起源于宗教或精神体系，但是不一定如此。它们不仅包括对人类存在的崇敬，而且包括对更广阔的环境和自然系统（大自然）的崇敬——人类存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原则是爱、恻隐和对社会正义恪守承诺（不是在惩罚或报复的意义上讲，而是寻求改变这种社会罪恶），它们是存在主义理论的基础。虽然不同人们的价值体系里有许多个性化的原则，但是我坚称这些原则对存在主义道德至关重要。

根据这些原则，自我意识对于生活是必需的。然而，缺乏自我意识，并不能成为一个借口来解释一个人的行为。

治疗中的自由和责任

只有一个人有了责任感，改变的过程才会开始。这是成长中一个艰难的挑战。为了成长，人们必须为他们所做的承担责任，他们对自己生命情境负有责任。如果他们没有责任感，那么他们也就没有能力来改变。

当（自由和责任）应用于治疗时，意味着治疗师为了帮助来访者承担起责任，必须打破他的防御之墙。这不同于通常的存在主义方法。布根塔尔（1987）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布根塔尔对来访者深深地尊敬，同时对来访者的阻抗也表现出尊敬。他没有强迫性地穿越来访者的阻抗，相反，而是把阻抗作为一种指南——帮助治疗师知道，来访者何时准备好了进入更深的问题。当来访者的阻抗很强烈时，治疗师要尊重这种阻抗的需要，在那个时候不要再继续那个问题。然而，当来访者的阻抗变小时，治疗师便认识到是时候深入一步了。

这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要面质或挑战来访者的防御。而是在这样做之前，治疗师必须认识到防御具有的价值。也有观点表明，治疗师可以用温和的风格来挑战或面质防御。我在这里喜欢用一个“邀请”的隐喻。治疗师的任务是不断地邀请来访者检视防御和保护的议题，但是，要时刻尊敬来访者不接受邀请的意愿。

意志与能动性

在存在主义思想中，意志和能动性（agency）是经常用来描述自由的词语。“意志”这个词大多数人都认识，但是却很难去定义它。有一种这样定义意志的表述，说意志是指自我中可以自主选择或自由的那个部分。当然，我们说人们有自由意志并不是说他们是完全自由的。相反，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只享有部分的自由。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存在主义思想者否认我们的生物性、文化和环境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和意志。然而，也没有人能够抹灭这个现实——我们拥有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

对于意志的概念，这是存在主义与经典的精神动力学/精神分析学观点一个重要的分歧，后者对于一个人可以如何享有自由一般持悲观的态度（当代的或关系取向的精神分析是明显的例外）。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无意识这个概念的影响。虽然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家都同意我们有无意识，而且人们从来不能完全地了解它，但是，与精神动力学理论家所信奉的相比，存在主义理论家通常认为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无意识。

能动性（agency）是一个复杂的词——许多人在运用能动性方面都经历过斗争。实质上，一个人在作为一个主体行动之时，他们就是在运用他们的意志。有时，人类也会以十分被动的方式来行动。他们有意志的潜能，但是他们却不去运用它。在这些情况下，他们不是作为自由的主体来行动；相反，他们仅仅是作为机械的人来行动，或者是完全在那些影响他们的势力之下行动。因此，能动性潜能是人类境遇的一部分，但它是一个没有被利用起来的部分。

结论

最先来讨论自由和责任，是因为它们是理解人类经验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是自由的，那么其他的存在议题将呈现一种十分不同的意义，我们也需要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然而，如果人们是自由的，那么意义、关系和人类限制的问题，又将呈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味。

存在既定2：死亡、人类限制与有限性

在讨论死亡时，重要的是，既要考虑现实的身体死亡又要考虑不同层次的象征性死亡。它们在无意识思想中是始终存在的现实，只不过通常被抑制或压抑而排除在了意识觉知之外。贝克尔（Becker，1973）在他极其重要的著作《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中写道，长期带着对死亡的意识而活下去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意识将太具压迫性而会使人们变成神经症或精神病。

忘记死亡的现实（和人类限制）去生活，与持续不断地恐惧死亡一样，两者都具有破坏性。为了过一种真正的本真和真诚的生活，一个人必先面对死亡和限制的现实。然而，这必定不能以一种肤浅的方式来完成。在但丁的《炼狱》中，穿越地狱的旅程是到达天堂的必经之途。相似地，个体穿越死亡议题的旅程，可以使其更加完整地体验生命和爱。正如梅（1991）指出的，治疗师扮演了维吉尔这一角色，指引那些寻求治疗的人们穿越地狱进入生命。

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哲学有一个核心前提，即，健康生活的一部分便是学会平衡——在死亡意识与那些抵抗死亡的资源之间取得平衡。虽然没有人能够彻底地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一个人越能够找到这种平衡，他就越能够过一种真诚的、满意的生活。然而，死亡和死亡恐惧与其他存在主题错综相连，使得解决这个问题变得越发困难。

拒斥死亡

人们会选择很多方式来逃避面对死亡的现实。在谈论这个逃避时，贝克尔（1973）根据奥托·兰克的著作来探讨了英雄行为。英雄行为指的是人们设法想要成为英雄，他们带着这样的信念——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英雄地位，死亡条例将不再对他们起作用。一个人成为英雄有很多种方式。贝克尔用了弗洛伊德本人的例子，他说弗洛伊德倾力发展精神分析学，是他克服死亡的一种方式——创造一些在他死后仍然存在的东西。通过被人们记住，弗洛伊德永远象征性地活在我们心中。这与许多文化和宗教信念非常相似，只要某位祖先被记住，他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亚隆（1980）用非常相似的方式讨论了两种拒斥死亡的方式：

（1）成为终极拯救者

（2）特殊化。这两种方式都与英雄行为密切相关。关于终极拯救者，英雄气概表现为一位外在的英雄；而在特殊化的概念之中，英雄是内在的。据亚隆所说，终极拯救者是一位外在的英雄般（或上帝般）的人物，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人们。许多有关历史和现代社会的伟大神话都揭示了这个主题。在特殊化这个概念中，个体相信在他们内部有一些东西是非常特殊的，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到不会被赐死。他们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提供给这个世界，这些正好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所以，那些死亡条例当然不会运用于他们身上。

蒂利希（Tillich,1952）在他的书《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中提议，要真实地拥抱存在（或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要直面虚无（non-being）这一现实。这个强有力的观念使这个议题更加深入。对一个人来说，直面死亡不仅必须承担肉体生命的终结，而且还需要面对虚无的可能性。虽然这种虚无的可能性并不否认死后可能有生命，但是它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存在（being）。

虚无还带来了另一种否认死亡的方式。许多人通过避免活着来否认死亡的现实性。虽然这是一个更抽象的观念，但是有许多方式都表明了它的威力。举例来说，许多人避免进入关系和体验爱（存在），因为他们害怕被受到伤害或被拒绝（虚无、死亡）。类似地，一些人认为如果他们没有真正地活过，他们就不会真正地死去。他们恐惧地过完一生，因为他们更深地恐惧死亡。

还有一种拒斥死亡的方式是宗教上的拒斥。许多信奉宗教的人们相信不朽，以此来否认恐惧或死亡的现实性。我并不是说不朽是不存在的。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问题。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死亡仍然使人害怕，即使在死后存在生命。这也不是暗示人们不能克服他们的死亡问题，不能在走近死亡时找到一种平静。相反，我主张我们可以做到这点，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然而，达到一个能够平静地走向死亡的境界，需要直面死亡那恐惧的一面。

信奉宗教的人也许完全相信死后还有生命，相信新生的生命会比世间的生命更好。但是，他们仍然可能害怕死亡。死亡是一个未知数。死亡超出了我们的控制。死亡是孤独的。人们对垂死的人避之不及。

许多宗教信徒感到很惊奇，当他们活着的时候相信会被救赎，但他们发现自己在快要死时仍然恐惧。通常正是救赎的信念，这才会发生。为了拒斥死亡带来的其他现实，他们活着的时候只关注着救赎。对许多人来说，恐惧的可能并不是死后生命如何，而是垂死的过程。一些人通过全神贯注于死后的生命，可以成功地拒斥死亡的这方面。但是，为了真实地面对死亡，我们必须承担死亡的全部情形。

死亡是所有限制性事件的重大象征。死亡绝非仅仅是一种现实的恐惧。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外在事件导致我们意识到死亡，死亡意识总会把对人类限制的所有恐惧招进意识：无法知晓全景，无法控制自己，无法控制他人。人们在一种英雄式的幻觉中度过他们的大部分生命，这个幻觉让他们能够抵挡这些议题的现实性。然而，死亡却持续不断地向这些幻觉提出挑战。

死亡的象征形式

对当代的存在主义思想来说，死亡象征性的一面具有某些极其重要的含义。赫根汉（Hergenhahn,2001）认为，克尔凯郭尔经常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之父，其实他也是第一位真正的后现代哲学家。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题是，我们认识的能力有限，特别是借助于一种单一的认识论。存在主义，其对人类限制性的关注（同时尊重人们的潜能），使它成为后现代阵营中的一员。但是，假如更进一步的话，存在主义还认为这种限制具有心理上的影响。

人类想要认识事物。如今人们经常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人们相信，如果认识了某些事物，那么就可以控制它们。在以下两个方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幻觉：第一，相信现实可以被完全了解；第二，相信现实可以被控制。这很好地联系上了死亡的象征性——人们无法控制他们自己、周围他人或者这个世界。

心理治疗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来访者想要得到更多的控制。治疗师通常会勉强同意这个目标，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涉及的复杂性。控制经常是一种幻觉。虽然它是一种提供舒适感的幻觉，但是这种舒适是虚假的舒适。如果这真的是来访者想要的，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治疗结果。然而，许多人说他们想要得到更多控制，实际意思是他们想要消除感觉失控的焦虑。除了建立一个可信的控制幻觉之外，这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法来完成。

我们拿爱的信条作为例子。爱是一种最伟大的信条，这个世界上许多宗教、哲学/伦理学和一些心理学流派都如此认为。很少有人会否认爱有难以置信的力量——可以改变和改善这个世界。然而，当爱被浓缩成一种规范、一系列的规章或技法或者如何去做的指南时，爱的本质就消失了。但是，与此同时，在它被简化的时候，它变得更具理解性和接受性。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任何三维的物体被放进两维空间时都必定被简化。无论我们创造了多少幻觉让两维的物体显现三维立体感，但是这些幻觉终究无法替代我们体验三维物体时的经验。

结构化是对现实的扭曲。现实本是抽象的、复杂的和流动的。但是人们倾向于对抽象和未知感到害怕，所以他们创造了结构化和一个具体的现实。这样虽然会抚平焦虑，但却导致了更深的迷失。回到蒂利希所著的一本书——《存在的勇气》，书中说直面焦虑和死亡而活着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如果选择不去面对这些，那么将会限制一个人真诚和本真地生活的能力。它限制了一个人去真实地体验深度的爱和关系的能力。为了体验生活之美，一个人必须让自己直面死亡和焦虑。简言之，真实地活着需要巨大的勇气。

死亡的各种象征性最后都回指到死亡这个现实。这也是死亡的象征性如此可恐怖的部分原因。有种说法是，人所有的焦虑都是死亡焦虑。这里的“死亡”如果仅仅指死亡本身，那么这样表述就显然夸大了死亡的力量。然而，如果它包含了死亡的所有象征意义和人类的有限性，那么这样表述就实事求是多了。然而，把焦虑这样的概念全部具体化为死亡这个议题时，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谨慎。

结论

为了真正地活着，一个人必须开放自己，直到死亡真正来临。在存在主义治疗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措辞或表达是：“如果你知道下个星期或下个月就要死去，你将会做些什么？你的生活将会有何不同？”在我第一次教授人本/存在主义理论和干预的某个课堂上，一位学生讲述了一个有关他婚礼的动人故事，这促使我问了一个与平常不同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你和你的爱人将会永远活着，你的生活和关系将会有何不同？”有时，我还会补充这一句：“没有容颜的老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令人震撼。一般而言，最常见的回答是：“我可能会开始把我的爱人不当回事。”有时会出现另外的回答是：“我可能开始真正地寄希望于关系，因为我不再害怕失去他们。”

这两种回答都是极其有力的言论。前面的回答阐述了死亡的美好。它告诉大多数人，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会永远活着，将不会像以前那样珍视他们的爱人或者周围世界。关于有限性的一些东西，会让人们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他们身边事物的美好。

然而，后面的回答显示了强大的“生之恐惧”的防御。丧失是如此令人痛苦，以至于人们经常对任何事物都不寄予厚望。他们一旦投入，便害怕失去。一般来说，避免痛苦或不舒适的感觉是一种最常见的焦虑来源。人们不太想去爱上某个可能会被拿走的东西。当联系到对失去亲人或某部分生活的恐惧时，这种行为会大大增强。

总言之，死亡经常具有最强大的攻势，迫使我们远离真实的生活。然而，死亡也是一份礼物，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体验生活，让我们更加珍视生命中的馈赠。当这份死亡之礼被打开，个体能够面对这份礼物的现实性时，它的力量将是令人震撼的。

存在既定3：孤离与关系

存在主义与人本主义以及关系模型一个重要的聚合点就在这个领域。这也是存在主义思想被大大误解的一个领域。我经常听到人们控诉存在主义是个体化的或者“全是关于个体的”。这对各个时代的许多存在主义思想者来说，是一个公正的批评，特别是对于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然而，若把这作为一个全面的概括，则表明我们没有理解存在主义思想的广度。尤其，布根塔尔、罗洛·梅、欧文·亚隆和许多其他人的存在主义取向是极其注重关系的。

卡尔·罗杰斯的影响

卡尔·罗杰斯（1951，1965，1980）是来访者中心（或以人为中心）治疗的创立者。他不仅在人本主义心理学领域，而且在整个心理学领域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不幸的是，今天，罗杰斯的思想普遍地以过分简化的方式来教授。罗杰斯的理论典型地从一个漂亮的、综合的三维模型被转变为一个呆板的两维模型。当我们忽略罗杰斯这个人本身的影响时，这种转变就发生了，尽管罗杰斯作为书籍作者的影响仍在继续。许多人尝试把罗杰斯的治疗方法转化为“技术”。然而，当你从罗杰斯身上拿走这个技术之时，它便会失灵。

试试下面这个练习，我在我的课堂上经常用到它。回忆一下，在你过去的某一次，当有人对你使用共情技术时，你感觉如何？你是否像大多数人那样，感觉到深深的伤害、愤怒还是并未察觉。共情，作为一项技术，几乎没什么好处，而且经常带来伤害。相反，共情作为过程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具有共情能力之人的自然流露，是极具能量和治愈性的。

罗杰斯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治疗三要素：共情、真诚和无条件积极关注。这些通常在心理治疗入门或倾听技巧的课程中被教授。但是它们却普遍地以误解的方式在被教授。它们经常被简化为以一种回响式的声调进行反映性倾听。无条件积极关注被当作对来访者行为的宽容来教授。共情被当作是识别来访者的情绪并反映之。而真诚被看作与共情没有多大差别。当罗杰斯的理论以这种方式来教授时，无怪乎人们认为它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了！

共情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过程。大多数真正理解了共情的研究生，在他们的生涯中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共情需要有一种能力，拆开你自己与对方会合，参与到他们的经验之中。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会引起惊慌。当治疗师真正地参与了共情的过程（注意语言——共情的过程，不是技术），他们需要放弃自己的某些控制或者立场。

无条件积极关注不仅是对来访者及其行为的宽容，甚至也不是对其的接纳。而是尊重他们的本来面貌。如果有人说他能够“宽容你”，你可能会被这句话所伤害。被人宽容并不是好的感觉。被人宽容不是治愈性的。相反，对你所处状态的完全地接纳才是治愈性的。

最后一个是真诚。这是三个要素里最难理解的一个，也是治疗师最难施行的一个。真诚是一个自我中心行为，而共情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行为。在共情之时，你会从去中心化的角度与来访者相处，然后参与他们的经验之中。这样提供了一种安全，使本真的自我得到保护。然而，在真诚之中，治疗师是从一个中心位置来参与治疗。这势必带来一定的危险——被拒绝、被伤害以及被攻击的风险。真诚意味着，有时你会感到生气，有时你会受到伤害，有时你会感到恐惧。

真诚不仅仅是去感受这些体验，而且，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分享它们。在心理动力学和精神分析理论中，有一种新的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理论为治疗师提供了一个根据，了解何时公开他们的感觉是合适的，何时最好去控制这些感觉（Stark，1999）。本质上，这取决于治疗中出现的是谁的问题。如果治疗师的情绪来自他们的问题，他们可以控制它。如果情绪来自治疗关系，他们最好公开它。这意味着，有时，治疗师需要冒着风险向来访者吐露真情——他或她被来访者伤害了或者对来访者感到愤怒。

总言之，罗杰斯的理论在他的著作《存在之道》（ A Way of Being）里有很好的总结。成为一位治疗师即是学习一种具有治愈性的存在方式。当共情、无条件积极关注和真诚来自治疗师的存在方式时，它们便是具有治愈性的。当它们被当作一种技术时，它们往往不是治愈性的，有时，还会起到反作用。

内在孤离、人际孤离和存在孤离

亚隆（1980）对三种形式的孤离做了重要的区分。第一种是人际孤离。人际孤离经常被人们讨论。它是一种与他人的隔离。然而，它不仅是一种身体的隔离，尽管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人际孤离还可以指这样一种类型的孤离，它起因于关系当中没有满足关系需要的某种存在方式。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孤独的人们在人际关系上比他人花得时间并不少，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们社交互动的类型有些独特（Jones，1982）。孤独的人们花更多的时间与陌生人、与大量的人群在一起，而不孤独的人们倾向于花同样多的时间与少数的人一起。这表明了互动的质量和深度比起互动的数量更加重要。

第二种形式的孤离是内在孤离。这种形式的孤离源于一个人自己从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关系中分离出来。这种孤离使一个人无法完整地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或者与他们自己相处。这种形式的孤离还这个观点有关，即孤独产生于个体置身于关系中的某种存在方式。

最后一种是存在孤离。存在孤离是指这样一种现实：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地克服我们的孤独。这是人类限制的一个部分。不接受这种限制可能会导致神经质的、依赖的和共生的关系模式。承认这种限制，一个人则能充分地在更深的水平上与他人相处。

技巧Vs.存在

美国社会似乎痴迷于沟通的效率与效果。虽然它们未必是坏事，但是它们也未必就有好的结果。任何人能够找到一大堆书籍、工作坊和研讨会，其主题就是教会人们提高他们的沟通技巧。教养训练、愤怒管理和婚姻治疗经常仅仅就是这些技巧培训。这里的一个假设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高效地沟通，他们就能够有满意的关系。

很难想象还有更凄凉的观点——用沟通的效果衡量关系的质量。今天，很多夫妻在沟通上十分高效，但是在关系中他们仍然非常孤独，因为它从来没有超越这个效果。虽然对于亲密和联系来说，沟通技巧是必要的，但是它们却不是充分的。有意义的和深度的令人满意的关系需要的是，学会或找到关系之中的一种存在之道。

我  与  你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970）为关系理论补充了“我与你”（I-Thou）的概念，以反对“我与它”（I-It）的人际关系。简言之，以我-它的方式与他人相处，就像是把他人当作一个物体。这是一种机械的互动方式。这样的方式与在人际关系中运用一些技术类似。举个例子，就如前面提到的沟通技巧、关系技巧和教养技巧。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很好地增进人际关系，然而，当关系被简化为有效的沟通和管理时，一些珍贵的东西便失去了。

在我与你的关系中，两个人投入一段真诚的关系。这里包含了一个相互的风险。这个风险涉及被伤害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不分享他的“本真自我”，然后他被拒绝了，这会伤害到他。如果一个人分享了他的本真自我，还是被决绝了，这样受到的伤害会更大。我与你的关系便居住于更大的风险中，它也因此可以接受到更大的回报。其次，在我与你的关系中会与他人深切地与相遇（他人与我们分享他的“本真自我”），这也是一个风险。

灵 魂 之 友

最有影响力的关系概念中有一种叫灵魂之友（Anam Cara），它是盖尔语，灵魂朋友或灵魂伙伴的意思（O'Donohue，1998）。灵魂之友涵盖了对共情的理解、我与你的在场，但并不仅限于此，它还涵盖了一个人存在的全部。在今天的社会中，人们变得越来越少投入他们的关系。为了保护自己，人们在关系中对其身份经常有所保留。防御被看作比亲密和联系更加重要。换句话说，人们都以角色或部分而非整体投入关系之中。

灵魂之友超越了这个层面而抵达一种深层的关系——两个充分投入的完整存在之间的关系。欧唐纳修（O'Donohue，1998）确定了灵魂之友关系的如下几个方面：

（1）友好关系。这一点虽然看似不言而喻，但经常并非如此。它还指一种特定的友好关系——坚持不懈地寻求一种我与你的联结。

（2）超出关系。这是最美好和最给力的特征之一。欧唐纳修对灵魂之友的观点造成了一个隐含的假设——人类渴望得到同情和服务他人。检验真正的灵魂之友关系的一项标准是，它使人们渴望爱和同情，进而寻求一种超出自我和关系的表达。换句话说，灵魂之友寻求关系中经验的爱和同情的向外扩展。

（3）创造力。灵魂之友不仅能通过创造性地生活在关系中来表达创造力，而且它还能够激发创造性行动。体验这种关系的人们通常喜欢各种艺术，包括绘画、涂色、诗歌和音乐。

（4）独处。灵魂之友不仅看重分离的时间，而且认为它很有价值。分离是相处的一部分。如果两个人不能够分离，那么他们的关系不是灵魂之友。分离的时光让我们可以思考、自我成长，并加倍珍惜相处的时光。

（5）拥抱死亡和限制。灵魂之友把死亡看作是一个转折点。虽然它无意消除失去至亲的痛苦，但是它对其采取不同的看法。如果不能拥抱一段关系的限制之处，包括死亡，那么一个人便不能完全地拥抱当前的关系。

在我的一堂课上，讨论死亡的概念（在关系的背景中）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堂课一开始是讨论失去爱人的痛苦。在这个背景下，我经常提供这样一个常见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你将不久于人世，你会如何不一样地去生活？”我经常分享道，如果一个人以本真的方式生活，那么他的生活将不会改变太多，即使他知道他活不久了。然而，今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你将永远地活着，处在你现在的关系之中，你的生活会有何改变？”

自那以后，我便常常问起这个问题。最常见的答案是：“我会开始忽略我所爱的那些事物。”死亡、终止和限制，会帮助我们珍视我们所拥有的。它们让这些更有意义和价值。有时，我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我将会更加充分地投入到关系之中，因为我不再害怕会失去他们。”这个答案反映了我们倾向于抑制或保护我们自己，而不是真正地投入其中。事实上，我猜想如果我们诚实的话，这两种答案中的某些情况都将会出现在我们的个人真理中。

结论

关系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最深入和最深远的意义资源。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视角，为理解这种深远的影响提供了一些最深刻的框架。这自然地通向了决定性的话题——意义。

存在既定4：意义与无意义

意义是典型的存在主义议题。存在主义所有的议题都指向意义，与意义相关联。存在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正是意义使人的存在变得可以忍受。相反，缺乏意义是一种最大的存在恐惧。贝克尔（1973）说得很好：“人不能忍受自己的渺小，除非他能够尽可能地把渺小变得有意义”（p. 196）。

创造意义与寻求意义

在许多存在主义学者中间，有一个重要的、持续的辩论，即，我们是寻求意义的生物还是创造意义的生物？这必然涉及个体的基本世界观及其对无限（infinite）的观念，在此意义上，最终这个问题经常成为一个神学上的问题。说我们是寻求意义的生物，这个假设认为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要努力去发现这种意义。而说我们是创造意义的生物，这种信念假设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意义。这种观点的极端是宣称没有终极的意义，仅仅有我们所创造的意义。

许多理论家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人既是寻求意义的生物，又是创造意义的生物。在治疗来访者的时候，注意这种区分的伦理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议题经常有着重要的宗教含义。举例来说，许多信仰宗教的人可能认为，说我们能够创造任何终极意义是亵渎神明的。对存在主义治疗师来说，重要的是，意识到他们和来访者对这个议题的假设，以防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来访者。

意义的类型

意义至少能够被分为三种类型：虚假意义、短暂意义和终极意义。虽然这里提供了代表不同类型的一些例子，但应该强调的是，每种意义类型的结构是高度个体化的，它因人而异。

虚假意义可以被描述为没有任何治愈性或支持性力量的虚构。这一类型的意义通常是破坏性的。有时，它们可能帮助人们繁衍并生存下去，但是它们没有能力解决存在议题。虚假意义的例子可能包括金钱、权力或性。虽然它们也有一些积极的用途，但是它们内部及其自身是缺乏意义的。性，当它是爱、亲密关系的一部分时，它有巨大的联结力量。然而，当它远离关系时，就变得具有破坏性。

短暂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但是它不能帮助我们超越。它们仍然缺乏能力来解决存在议题。然而，这些意义在本质上不像虚假意义那样具备破坏性。虽然这种类型的意义可能会促进成长并通向终极意义，但是它们本身不是终极意义。这样的例子包括：工作、服务、领导力、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意识。所有这些都是积极的、健康的价值观，但并不是好的终结。

终极意义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意义，它帮助我们超越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等存在议题。我主张这一类型的意义需要某种关系——与上帝或者他人的关系。然而，并不是说就是这种关系实现终极意义，而是说这一类型的关系具有如此的功能。这涉及了在关系中的一种存在方式——其作为一种目标具有终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们假设终极意义需要某种关系，但并不包括一个人与自己的关系。这个假设特别地反驳了常见的美国式个体主义和自我满足的价值观。个人内部的关系，充其量是一种暂时的意义。终极意义需要有他人的存在，并假定人类就是关系的存在（生物）。然而，这个“他人”是非常开放的，可能包括上帝、其他的人、动物，甚至可能还包括了自然界（对于那些把上帝看作是自然界的人来说）。

应对与成长

近来，应对（coping）心理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类似地，做“一个存活者”的观点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理想。然而，从存在主义角度来讲，仅仅是存活或者应对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它充其量是提供了一种短暂意义！

应对机制与成长机制有所不同。应对机制帮助一个人存活，并维持他的现状。成长机制不仅帮助一个人存活，还考虑到通过生存来获得成长。通常，一种机制是成为应对机制还是成长机制，取决于我们如何来使用它。

帕克斯、科恩和默奇（1996）开发了一种压力-相关成长量表（stress-related growth scale），以此来测量个体如何能够通过困难、压力或创伤的经验来获得成长。霍夫曼和惠特迈尔（2002）用这个量表来检查人们对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的反应。这个研究表明了一些应对的机制，尽管可以帮助人们维持生存，但是它们无法促进成长。其他的机制，比如信仰、依赖上帝，则与压力相关的成长存在关联。

应对和安全，当这些变成了人们主要的价值观，他们的决策以此为基础，那么经常会阻止人们真实地生活，阻止人们发现他们生命中的意义。在许多方面，应对类型可以看成是上文中揭示的虚假意义。换句话说，虚假意义经常阻止人们实现终极意义。

结论

在维克多·弗兰克尔（1984，2000）看来，意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命名他的治疗方法为“logotherapy”来代表“意义治疗”。意义是存在主义理论中一个非常宽泛、复杂的议题。它也是一个联合了许多种存在主义思想的议题。死亡、自由/责任、孤独和情绪的尽头全都指向意义。正是意义能够支撑我们，帮助我们真实地活下去。

存在既定5：情绪、体验与具身化

一般来说，情绪理论是深度心理治疗尤其是存在主义理论的领域之一，这个领域与当代焦点解决治疗的时代精神迥然不同。焦点解决治疗在许多方面精确地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一个基本的美国价值观是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类似地，现在美国对安全的要求超过了自由，因此也缺少了冒险精神。在美国的娱乐、政治、决策过程甚至宗教中不难发现这一点。虽然也有明显的例外，但是这一模式并未改变。

心理学的大多数领域都把不快乐的情绪看作是消极的，以及仅仅是“应对”生活或“生存”需要的一些东西。存在主义者通过努力开拓人类情绪的多样性，把它们都当作是有价值和美好的，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选择。这并没有忽视生活中不愉快情绪引起的重要问题，也没有忽视有时这些情绪可能过量存在。相反，存在主义为这些情绪体验创造了一个空间。

具身化

具身化（embodiment）是存在主义理解健康情绪的基础。这是一个被亚隆所忽视的既定（given），但是，在詹姆斯·布根塔尔和默特·海里的著作中却有许多论述。具身化含蓄地地表明了，对人类来说体现他们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尼采在他的著作里一贯提议，我们不应该坚持抵抗那些与生俱来的事情。这并不是建议我们只是追随我们的冲动或者盲目的情绪。相反，这建议我们应该体验我们的情绪并寻找方法善用它们。举例来说，我们应该以健康、积极的方式来疏导愤怒，运用这种愤怒的力量与社会上不公正的事件做斗争。

那么，本质上，具身化是想要传递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应该体验我们的情绪，并把它们看作在很多方面有益的朋友。这需要我们努力对自己的情绪更加觉察，然后有意识地发现我们能够如何最佳利用自己的情绪。后者是一件高度个人化的事情。并不存在某种正确方式来善用我们的情绪，重要的是，找到一种与我们的身份与价值相一致的方式来做它。

焦虑，首当其冲

第一个被改头换面的情绪是焦虑。从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存在主义对焦虑的关注由来已久。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1844年，他写了一本关于焦虑的书。这本书被译作《焦虑的概念》或《恐惧的概念》。罗洛·梅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他写了关于焦虑的博士论文，后来，1950年，这本论文以《焦虑的意义》为书名出版了。

梅（1970）从更积极的角度提供充分的论证对焦虑做了重新解读。这个重新解释区分了存在焦虑和神经质焦虑。虽然神经质焦虑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但是梅在存在主义的框架下对这个概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梅看来，神经质焦虑是对威胁的夸大反应，或者是压抑、内心冲突的结果。相反，正常的或者存在的焦虑是人类境遇的正常部分。

虽然在正常的焦虑和神经质焦虑之间做出区分是有益的，但是两者都可以以积极的方式来利用。把焦虑当作是病态的，那不是在体验它而是在抵抗它。焦虑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指导，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自我、人际关系和个人问题。仅仅消除或缓解焦虑未必是生产性的。相反，由于移除了（焦虑的）指引，很可能变得具有破坏性质。开始服用精神药物的人们，没过多久就会从心理治疗中脱落，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他们没有被奇迹般地治愈或者成长。相反，他们失去他们的动机和指引（比如，焦虑或不愉快感）。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服用药物，不是说药物全是坏的，或者说它们没有适用的疗效，而是说我们应该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理解药物的使用。

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重要的是照看焦虑并倾听焦虑。这并不容易，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但是对焦虑进行工作，能够把一些担忧的事物变成受欢迎的事物，以此作为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这在存在主义治疗中经常发生：比起仅仅是让焦虑存在，体验焦虑则会产生更多的改变。换句话说，焦虑变成了不那么令人痛苦的经验，也不会令人感到过于悲伤或无法克服。就其自身来说，通常有助于减少焦虑的神经质比例。

再次提醒，我们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这样来做，注意这点很重要。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只是想要赶走消极的体验。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经常如此：控制焦虑经常作为唯一可见的和健康的标准。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拿走了个体的责任和选择的自由。从伦理学角度来说，顾客应该被提供不同的选择，被允许去选择药物、焦点解决的方法减轻焦虑，还是存在主义的方法（或其他深度的方法）。

焦虑，其他情绪的范例

在焦虑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他情绪建立更加广阔的理解。这个相同的理论基础可以应用于其他不愉快的情绪。然而，每一种情绪体验又有其独特之处。这也可以被解释为，每一种情绪含有一种独特的信息或意义。这些信息对体验情绪的个体来说也是各不相同的。换句话说，相同的情绪对不同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从长远角度来看，把人们的情绪体验过分简化只会是弊大于利。 

举例来说，抑郁经常是缺乏感觉而不是一种悲伤。在当代音乐中有大量的隐喻，反映了这种抑郁的体验。这反映了我们当今的文化尤其是我们年轻人的体验。抑郁者有时会说伤害自己只是为了有所感觉。痛苦似乎是他们唯一可以获得的情绪，有时痛苦会比感觉麻木更好受一些。抑郁经常是由于体验和情绪的压抑所致。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所有的能量都被用于压抑而几乎所剩无几——然后变得抑郁。因此，消除抑郁的有种方法是学习重新感受。但是当一个人开始感觉时，他们经常最先感觉到的就是被压抑的痛苦。我们需要穿过痛苦以抵达欢乐。

这只是理解抑郁的一个途径，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即情绪有其意义。而且，当你压抑的时候，情绪并未走开，它们在别处寻求表达。这就是为什么“活在当下”、“在此时此地”和“完全地在场”这些观念对于存在主义理论如此重要。当一个人处在当下，他们能够更好地加工和吸收那些正在发生的重要经验。

痛苦、美好和欢乐

美好（beauty）和欢乐（joy）源于更加完整地体验生命——有好的也有坏的。虽然欢乐经常被解释为避免消极经验的极乐状态，但是，存在主义对它进行了重构，欢乐是对当前状态的完整体验——包括好的和坏的。欢乐可能包含些许悲伤、焦虑，甚至是愤怒。当经验的某个方面遭到了阻挡，欢乐就受到了限制。

对痛苦（suffering）也可以有相似的理解。当与痛苦对抗时，它通常变得更加糟糕和/或消散不去；当一个人允许自己体验痛苦时，它往往变得有较少的威胁。然而，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警告。当一个人首次让自己深入地体验情绪时，它将是十分令人恐惧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好在治疗的环境中来做这件事。

只有完整地体验生活的情绪，才会最佳地体验、发现和创造美。深度心理学一直对艺术和艺术家有浓厚兴趣。这有充分的理由。在情绪和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许多艺术家会担心失去他们的痛苦，因为这将带走他们的创造力和艺术。他们创造的美好比他们经受的痛苦更有价值。一直以来，一些最美丽的艺术来自于极度痛苦的艺术家。这里确实有些东西值得学习。

情绪理论的后现代背景

如果缺乏语言的参与，任何当代的情绪理论都将严重失色。后现代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语言是一种社会建构。换句话说，我们都在各不相同地使用和体验着语言。治疗师通常都拥有十分丰富、具体的情绪语言。然而，许多人可能在区分情绪时有些困难，并且他们的情绪语言也很有限。此外，比起大家对情绪的通常理解，人们的不同意见显得更加丰富。焦虑、抑郁、悲伤或幸福，对于不同个体来说，其意义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当人们说他们抑郁的时候，不要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治疗师经常会犯的错误。

治疗之所以出现疗效，在某个方面是因为语言的发展可以让个体更好地描述并因此理解他们的情绪体验。虽然治疗师在指导治疗过程时可以有所帮助，但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来访者。相反，治疗师可以帮助来访者发现和/或创造他们自己的情绪语言——最佳地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体验，这将是有益的。我们还可以帮助来访者也去理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语言，特别是情绪语言。

结论

因为存在主义理论强调接纳情绪，所以存在主义治疗本质上也是一种体验治疗。人们受到鼓舞更加深刻地体验他们的生命，特别是他们的关系。这可能一个艰难的，有时还是令人恐怖的历程，但是它将也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历程。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通过治疗达到这个状态。存在主义治疗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作者：路易斯·霍夫曼（Louis Hoffman）

翻译：郑世彦、马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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